走进傣家竹楼，就等于走进了一个小小的“竹文化”艺术博物馆：竹楼的主体材料是竹，式样为古老的“干栏式”建筑;竹门上挂有竹编的“避邪”;墙壁和地席用竹皮和竹心交错编出傣锦般的暗花;双层竹编衣箱米柜色泽金黄，小巧玲珑的竹凳竹桌造型别致，使人感到乡土的温馨气息。

       收工回来的小卜哨(姑娘)解下腰间精巧的细蔑腰箩，端上用鲜竹竹心编的饭盒，竹的清香扑鼻而来;波陶(大爹)用雕花的竹酒壶和竹酒杯为你酌酒，竹勺竹筷乃至竹碗，更是妙趣天成。看着这些精美别致的竹制工艺品，人们不禁会赞叹：满坡翠竹，一旦经人“点化”，竟能“变”出这么多独具特色的造型。

       这类例子，可说是俯拾皆是，如伍、德昂等族的藤制工艺系列，白族的木雕和大理石工艺系列，拉枯族的葫芦工艺系列，伍、瑶、阿昌等族的金属工艺系列，葬、纳西族的毛制工艺系列，藏族的玛脑、料珠工艺系列以及中缅边境一带民族的宝石玉器工艺系列，等等。无论在山野平坝，还是在村寨楼房，处处都可以看到巧用自然，“随物赋形”的作品。

       比起内地民间玩具(如泥泥狗、布老虎等)来说，云南各族民间玩具显得更稚拙、粗放，作风漂移不定，多为山民信手之作。几陀粘泥、半块劈柴、一把麦杆，随意取来做成山兽野鸟，无心丢掉亦不足惜。也有精编细绣的许多小玩艺儿，如白、葬等族的香包绣袋之类，除绣花，还绞成各种人物、动物或花草鱼虫的模样，既是玩具，又是避邪的灵物，更是各民族妇女倾注爱心的艺术作品。

       在滇中等地，每到农历五月端午节前后，便有一些人走街串乡卖“菱角”。所谓“菱角”，实为一些用染色麦杆编的玩具。麦杆剖成片，编成大小不一的各式三角形，再将这些光润可人的“菱角”以不同方式穿连编结在一起，魔棍一样，竟可变出数十种造型，人物亭阁、飞禽走兽、鱼虫花卉，无不可为。其形既有具象神韵，又有抽象意趣，轻巧玲珑，有一种特殊的形式感。

       木马、纸龙、竹蛇、泥哨等民间玩具，制作功夫不如内地民间玩具那么精细，但同样是山童手中尤物，其憨拙的造型，充满山野气息。也许，从工艺角度看，那些竹雕木削的玩艺太简单，不过，一种“青梅竹马”的乡土之忆，常常由此而被亲切地唤醒;至于那些取自山土并与山风一起鸣响的陶哨，更易让人联想起光屁股玩泥巴的童年。各地陶哨的陶色陶质不尽相同，制作也精粗各异，大都保留着手搓指捏的“土味”，造型强化基本形塑造，虽小但个性鲜明，浑然有势，具有突出的“童画”特色和乡土风格。

       是的，每日足踏手摩着高原五色土的人，很难不萌发造型的欲望。“玩泥巴”并不仅仅只是顽童的嗜好。远至童年时代的古人类，近至现在的民间陶匠或泥塑艺人，有多少杰作在他们手中诞生，又有多少杰作返本于泥土，人们是永远无法历数的。

       那些侥幸而未化为泥土的虽只是极少数，我们却已能窥见云南土陶艺术源远流长的某些迹象。例如，元谋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出土的鸡形陶壶，为夹砂灰陶制成，壶口做鸡头，身体用点线纹和乳钉纹装饰，造型生动可爱，被文物学家列为原始艺术珍品;滇池地区出土的红陶盘，滇东北地区出土的磨光黑陶瓶，以及洱海、滇南等地出土的红、紫、黑、白、灰、橙黄、褐各色陶杯、陶匝、陶罐、陶纺轮等，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云南人“技泥为器”、将脚下五色土变为掌中实用器皿和艺术精品的创造冲动。

       这种“女娲转泥”，创造万物的童年式冲动，并没因岁月增长而消减，而是有了新的升华。例如，我们试将大理地区西晋墓出土的灰色陶马，和南昭、大理国时期的彩绘红、黑、灰陶乐舞俑、军将俑、侍从俑、生肖俑，明清时期的浮雕红陶绿釉陶葬器，近现代的民间土陶玩具和实用器皿(如版纳黑陶、白陶和灰陶，大理橙黄陶、红陶，丽江紫陶，建水黑陶和紫陶等)放在一起，就会感到，无论什么时代，高原的五色土，总潜藏着一种诱惑，一种造型的诱惑。

       于此，我们似乎有悟：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云南建水工艺美术陶器，为什么要精选当地产的优质五色陶土配制成坯，尽仿天下万物之象?取五色土为配方的“创意”，不知出于何人，很有些神秘意味，让人产生许多渺远的遐想。或许，正是这种欲采遍五色高原之精，荟集野自然中千般色相于一器一物上的古老冲动，使建水陶独得天地灵秀，具有了五色土培冶的浩然之气和传奇的天生丽质。

本文采自：云南民族民间艺术

作 者：邓启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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